潮汕，一片拥有深厚宗族文化底蕴的土地。近年来，潮汕地区的一些“世仇村”陆续和解。现代化的触角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古老的宗族村庄？在绵延的仇怨和变化的时代中，人们又将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为解答这些问题，黄依琳深入广东省揭阳市的槎桥村和原高美村（注：高美村后来分成美东村和美西村，但当地人仍习惯性将美东村、美西村合称“高美村”），实地考察了一个星期，最终写下了田野调查式的报道《“誓不通婚？”潮汕村庄百年祖训的终结》。
深度训练营对话黄依琳，复盘田野调查式报道的方法论。
黄依琳，自由撰稿人，钟爱人文地理的媒体人。做过电影记者，旅行杂志编辑，先后供职于《看电影》杂志和《故乡与世界》杂志，现文章常见于「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GQ报道》和《三联生活周刊》。
黄依琳
代表作品：
Q：选题来源是什么？如何找到报道角度？
A：选题是编辑王婧祎给我的，线索是澎湃新闻的一篇简讯：《广东百年不通婚“世仇村”和解》。在政府推动下，潮汕地区的两个“世仇村”经历了近几年该地区最大的一次“世纪和解”。看到这个选题，我有两个反应：一是好奇现代观念和传统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二是想探究除了政治任务外，是否还有其他力量推动和解。如果采访到政府官员，把世仇和解的过程讲清楚是比较简单的。但主题和立意才是难点，和解是否意味着宗族文化的式微？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记录下的这一刻，或许就是宗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性瞬间。问题还可以细化：村庄里宗族文化的情况、现代化的发展如何打破禁忌、“世仇”在不同时代的重要性等。所以，拿到一个选题后，要具有好奇心，不要满足于事件本身。上述问题也是我好奇的，好奇心永远是一个选题最好的驱动力。如果被分配到不太感兴趣的选题，可以尝试找到普世价值，或意识到该选题与每个人都有关。「正面连接」曾发表过一篇关于火车司机这一职业的文章，读完我发现，不管是996的员工还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似乎都有类似的职业困扰。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好奇心就被激发了。我特别强调好奇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的好奇心也许就是读者的好奇心，可以驱动他们阅读下去。A：如果想不到细化的问题，可以查阅现有的报道、文章或书籍来快速了解情况和找到线索。其次，我们还可以搜索与宗族文化相关的书籍，最好是社会学方向的。可以在微信读书上搜索关键词，无需浏览全书，只需浏览相关内容的部分。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帮助我们开阔视野，找到最本质的东西，也可以结合前期的素材，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建立自己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最后，资料的搜集让我对问题的答案有了大概的判断。到现场去采访，其实是推翻这些答案，或是加深对它的理解。在现场要打开所有的感官去看去听，碰到不知道的事情一定要提问。在村庄中，我发现有许多大小不一、豪华程度各异的宗祠，宗祠上的字也不同，这些看似与和解无关的事物，可能也与和解存在联系。我们观察到的事物，可能并不是一个无关的信息，有时它甚至能打开我们的视野。
A：我作为自由职业者没有记者证，担心被当成假记者。如果记者需要和机关单位、村民打交道，我建议先找村民，再找干部。但这个选题的特殊之处在于，在潮汕地区村民更信任自己的宗亲。我作为不会讲潮汕话的外地人，让村民敞开心扉并不容易。这些信息是我事先向两位记者打听的，他们提供的信息还包括：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和采访对象是否容易突破。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时可以找已经去过实地的同行了解一些信息，这样能够少走一些弯路。采访村民存在困难，我只好先去采访村干部，我是这样做的：我联系到的第一个村干部没有太多面对媒体的经验，对宣传部下发的文件流程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快速打通人脉，让他不停地给我介绍采访对象，以一种“滚雪球”的方式积累采访资源。这篇稿子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叫杨继波，他是村委会上级街道的干部，与很多记者有过接触，所以他有拒绝接受记者私下采访的意识。但我通过一些方法争取到了他的同意。我先找到与他关系较好的村干部，了解他的个人特点。在一次饭桌上，他一开始拒绝接受采访，但我在聊天中尽量投其所好，我说了一句“革命就是请客吃饭”，他对这句话非常满意。在给他留下好印象后，我们加了微信。后来，他又邀请我参加一个酒局，我通过递烟和假装饮酒来拉近与他的距离。最终，杨继波接受了我的采访。但即便是这样正能量的选题，也不要低估他们对记者的警惕性，特别是当时我还没有记者证。村干部不太希望我弄清楚世仇、诅咒、械斗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这是“家丑不可外扬”。这可以理解，我也特意叮嘱了带着我去采访的村民，最好不要告诉村干部我们去了哪里。或者在采访干部时，记者不要承诺给TA看全文。文章发布后，杨继波没有想到我会去采访当事人。但他也没有特别生气，因为我跟他从见面到发稿前一直都维系着良好的关系，他也知道我采访得不容易。因此并未要求删改内容或与我产生冲突。我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持续“骚扰”他们，以及不放过任何一个疑问的工作态度得到了他们的尊敬。第二，如果村民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可以找到一个“关键人物”介绍其他村民给我认识。我当时找的“关键人物”是《南方农村报》的同行推荐给我的，这位村民是当地一个志愿者组织的带头人，他有一个300多人的群，微信好友有3000多人。他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打听到我想找的人。他带我去采访的整个过程，我也写到稿子里面了。同时他还给了我很多启发，他喜欢用文言文说话且熟读族谱，给我发过大量与宗族文化的相关信息。还有一个难点是方言，我不懂潮汕话，带我去采访的村民翻译得比较简单。为了确保采访内容的准确性，我请了一位当地的年轻人帮忙听录音，并在听录音的过程中补齐了翻译中没有捕捉到的信息。A：首先，在做田野调查式的采访时，我们可以将工作分为采访和打听两个部分。采访是为了获取可以直接写到文章里的信息，而打听则是了解可以让我们去发散思考的信息。以一次世仇故事的搜集为例，我深入访问了两三位老人家，沿途搜集相关线索。然而，获取到世仇的故事后，并不意味着调查的结束。我还会进一步思考受访者是否还能提供其他有价值的信息。村里年岁最大的老人，他的生活经历横跨民国时期至今，历经九十多年的变迁。他是否能为我梳理出这些年间村庄内部的矛盾冲突？尽管他的叙述可能存在模糊之处，部分信息来源于他个人的亲历，部分则是道听途说。但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并非关键，重要的是他为我提供了线索，使我能够逐一寻找相关当事人，进一步核实细节。后续的事实证明，他所提供的信息相当重要。我从另一位老人头（“老人头”是当地宗祠理事会的会长，对应着传统宗族社会里的族长，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那里打听了杨伯的故事，但无人愿意带我去杨伯家。尽管老人因病无法详谈，我也没有放弃，我携水果牛奶等礼物上门拜访三次。最终，我的诚意和决心打动了杨伯的侄子，他愿意带我去找杨伯的弟媳妇。杨伯的弟媳妇最初不愿谈及杨伯的事，却向我倾诉了家族土地被占的问题。我耐心倾听，并提供建议与帮助，逐渐赢得了她的信任。最终，她主动向我分享了杨伯的故事。建立信任需要时间与耐心，我们不应轻易灰心。在采访过程中，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以同理心去理解受访者。我曾为了解杨伯因械斗入狱的故事而访问一位村干部。他无意中透露，当年械斗时全村人都参与了。我敏锐地捕捉到这位当时年仅18岁的干部可能也亲身经历了械斗。经过询问，发现确实如此。这一发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提醒我们在进行采访时，不应过于功利，而应充分发掘受访者的潜在价值。其次，采访时尽量找到当事人，避免获取二手信息。这既是为了获取更生动的细节，也是为了验证事实。村里有传言称有个姓黄的人非常痴情，年轻时爱上了世仇村的姑娘，被父母拆散后发誓不结婚。我找到了这个人，他说这只是传言，没有那么严重。他的父母的确反对过，但分手原因是性格不合。他不想结婚，只是因为想保持单身生活。再次，采访环境也很重要。要尽量接近采访对象生活或工作的地方，比如约在村委会或采访对象家里。在没去黄凤霞家之前，她在采访中很少提起她和丈夫之间的感情。来到黄凤霞家，我看到一个时钟，她提到，这个钟其实是她和丈夫曾经幸福恩爱的证明。如果我没有去她家，她根本不会提这个事情。采访地点也可以选择采访对象常去的地方。我曾约一个青年在他常去的甜汤店旁的土地爷庙附近聊天，他提到这家店生意好是因为有神的保佑。这种不经意间得到的信息点也很有价值，可以看出神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最后，采访不仅仅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聊天。我们还可以陪伴采访对象去逛街、吃饭、散步，甚至帮忙做家务。这样不仅能对采访对象有一个日常的观察，还可以增进与采访对象的感情。这种观察比通过提问得到的信息更有说服力。此外，尽量在当地搞定所有采访对象，不要等到回去后再补充采访，见面比线上沟通更有优势。我曾需要采访一个街道干部，但最终没有采访到他。一是因为官方通知发布后，村干部们有了警惕，不愿意私下接受采访。二是我以为既然已经和杨继波建立联系了，也没有必要再去找街道干部。但离开村子后我发现还是需要找到他，但已经晚了，即便杨继波帮我去说服也没有用。Q：在做“事件背后有政府推动”的选题时，做田野式采访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A：在做政策性比较强的报道时，需要呈现出政府在其中所做的工作。但涉及政府工作时，我们容易被官方的言论所左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去了解和呈现事实，让故事更加真实可信，增加报道的可读性。采访时，我们可以深入到普通百姓中去，从他们的角度出发，了解他们的利益关系。我发现尽管村民与干部讨论的是同一话题，但双方使用的语言体系和表达方式却大相径庭，这直接影响了文字传达的效果。在处理稿件时，我们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择语言表述方式，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如果遇到只有村干部能理解的话题，我们需要采取策略将官方的措辞转化为更贴近现实的表达方式。在我采访的过程中，老人头们都不愿承认他们之间有过矛盾。为了寻找更真实的答案，我去采访了村干部，但村干部的理由非常冠冕堂皇。面对这种情况，我并未满足于村干部的官方回应，而是坚持追问，直到找到与村民们利益相关的关键问题。通过我的不断提问，村干部最终回忆起了一句能说服我的理由，那就是：“你能保证你的后代不谈世仇村的对象吗？”在处理棘手问题时，我们需要保持耐心和质疑，深入挖掘事实真相。当被采访者使用冠冕堂皇的措辞，我们要勇于质疑，并引导他们讲述出更贴近现实、更有说服力的答案。同时，我们还需要理解被采访者使用特定措辞的原因，可能是出于习惯或缺乏意识。通过让对方意识到这一点，让他回忆出更实际、更有说服力的信息。总之，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应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从多个角度观察和了解事实。深入理解被采访者的立场和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摒弃偏见，为读者呈现更丰富、深入的报道，从而增强读者的信任感。
A：我认为掌握一些客观事实的依据比依赖受访者的记忆更可靠。文章开头的仪式，我没有参与，但我通过观看光盘进行了详细的复原。另一个有用的资料是杨继波的会议笔记，它详细记录了每次开会的参会人员和主题，有助于提高采访效率。此外，还可以让当地人带我们走访一些地方。在宗祠里，我们可以观察族谱摆放的位置并思考宗祠的方位在风水上是否有其他的含义。这类观察和思考都是理解宗族文化的重要信息。找老人头带我参观宗祠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他们很乐意详细地介绍自己的祖先。另外，观察村民的生活和交流方式也是理解文化的好方法。在村里的第一天晚上，我坐在村口的露天餐厅吃饭，一个年轻人跑过来，问我是谁，从哪来的。他不是恶意赶我走，而是因为在村里他谁都认识，看见一个陌生人，自然觉得好奇。在潮汕村村民家里采访的时候，我发现村民没事就串门。这个现象让我对受到“诅咒”的黄凤霞的处境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最后变成文中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情社会。这些细节和观察对于理解世仇为何绵延至今非常关键。它们可能不会出现在文章中，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故事背后的土壤和氛围，为我们的判断和描述提供依据。A：首先，我们需要有归因的自觉性。以我最初提到的三种祠堂为例，大大小小的祠堂实际上是村庄复杂关系的外部表现。一个村庄里的祠堂越多，意味着矛盾越分化。这一点并非我个人见解，而是我在读这篇文章时学到的。文章提到，村子里有40多个祠堂，且房头（文章中指家族分支）之间存在各种矛盾。在我拜访过的村庄里，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使我迅速联想到了那篇报道。通过这个观察，我还想到了更多事情。之前我去拜访的杨伯家的弟媳，她向我抱怨过当地“大姓”（指当地人数较多、势力较大的家族）欺负“小姓”的不公平问题。这让我思考，社会不公的问题在宗族社会里有什么不同吗？村子里存在诸多矛盾，“和解”除了打破不能通婚的禁忌之外，是否还包含其他深层次的含义？与北方的农村不同，在南方的潮汕或闽南地区，宗族成了一个额外的因素。宗族内部人多势众，可以联合起来欺压他人，甚至拉拢村长和企业家一起参与，这使得不公现象更加严重。在我看来，和解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清朝年间的田头水尾矛盾主要发生在村与村之间。如今，村与村的界限已经模糊，然而宗族社会中的矛盾仍然存在，并在改革开放后因土地资源的争夺而进一步加剧。有了这些思考，我才能在文章中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宗族矛盾进行描述。虽然笔墨不多，但它间接强调了和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在采访黄凤霞时，有一个叫杨选珊的姑娘，她也是嫁到世仇村的。在她来之前，黄凤霞谈到自己的时候哭得不行。杨选珊来了之后，她率真、幽默的性格，改变了现场气氛。对比之下，我开始思考为何她与黄凤霞如此不同。后来得知，杨选珊在外打工十几年，并不受家乡的封建观念影响，家中也未发生不幸之事。我又联想到之前提到的发誓不再结婚的年轻人，他也不受这个观念的影响。他告诉我，大家误以为他是为了对抗封建观念而选择不结婚，其实他只是厌倦婚姻生活。对于世仇和诅咒的问题，也可以问问周围人的看法。我找到一个黄凤霞的邻居，他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曾在广州念大学，现在回家做直播。但是他也有些迷信，认为这一家人的不幸与诅咒有关，祖训就像笼罩在每个村民头上无法冲破的一股力量。我问他，如果爱上了世仇村的姑娘，是否愿意冲破这股力量。他说不会，会以全家幸福为重。这句话让我瞬间理解了村民们对诅咒的认知。在他们看来，诅咒可以沿着家族血脉往下传递，也可以向上传递让祖宗颜面丢尽。总之，拿到素材时要多思考，思考素材与主题的关系，不断推导出结论。A：这篇稿子在结构上采用了双线叙事的布局。一条线讲述“仇”的建立和延伸，“建立”主要包括世仇是怎么来的？新的仇有哪些？“延伸”主要是指两村边界河道一直未清理的问题以及黄凤霞的故事。这些都是想说明，现代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接二连三的问题不断发生，“仇”不得不解。另一条线是“仇”的解开，涉及和解条件、经济发展的需要、观念的转变以及和解过程。这种结构是基于两种观念冲突的主题。在缺乏秩序的年代，宗族观念可能非常重要；但在现代社会，法律和契约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也是我会把杨继波当作一个现代秩序的化身的原因。Q：宗族的命题对于当地人也许是信仰和坚持，这种信仰算是一种顺应时代的无奈选择吗？A：回到最开始的那个疑问：和解意味着宗族文化的式微吗？答案不是简单的是与否，它是向前发展的复杂曲线。和解并不意味着宗族文化的消亡，当地仍然在建祠堂，举办各种宗族活动，和解的仪式也借鉴了传统祭祀方式。像杨选珊这样的年轻人在和解后又迅速融入当地环境，这些都显示宗族文化依然存在并影响着人们。在现代秩序的影响下，虽然械斗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但是宗族间利益的争夺还是存在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和解也是宗族文化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不得不低头的一种举措。这既是政治任务，也是时代需要。和解揭示了宗族文化在党政领导下遭遇现代秩序的适应过程。这样的复杂性使文章更有冲突和故事感，同时具有公共价值。
Q：文章中关于供奉祖先牌位仪式的描述很有趣。如何才能以外来者的视角来写这个仪式？这种视角的介入是否与“客观性”矛盾？如何把握仪式描述的“细致度”？A：我想用外来者的视角去描绘这个仪式的意思是，我希望通过我的语言来翻译这段仪式。文章中写的是“先下左膝，再接右膝，一拜，缓慢起身，再拜。”因为当地人说话会有一点偏古代的感觉，我认为这样的语言太过书面语。如果用我的视角对这句话进行改写，可能就变成“左膝右膝交替跪下，拜了又拜”。但看了仪式之后，我也不自觉地用了当地人说话的方式。关于描述的细致度，我认为这个仪式很重要。虽说是一个和解仪式，但是它很严格地参考了当时祭祀的仪式，也就是说这是演给老人看的一出戏。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故事来讲，整个和解的高潮就是在这里。如果很多老人只是被说服了，或者是不得不低头了，他们心里会觉得这个诅咒还在。因此村里的老人必须看到这个仪式，所以我描述得很细致，背后的意思是这些老人们可以放心了。Q：在没有记者证或是作为学生的情况下，若采访政府、医院等官方信源，有哪些获取信息的方式吗？怎么建立采访对象对自身专业能力的信任？A：我之前有过采访医院的经历，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熟人介绍。以我做过的一个韩红基金会的报道《流动的三甲医院，和带不走的乡村医疗队》为例，当时我需要采访的很多医生，都是韩红基金会推荐给我的。我最近在做的一个医疗报道里的采访对象，也是之前的医生介绍给我的。你可以把你觉得写得好的文章发给采访对象看，以建立TA对你的信任。如果有采访对象想看你写完的文章，最好还是不要承诺给对方看全篇，你可以给采访对象看关于TA的那部分，这也是基于一种事实核查。Q：你提到自己是i人（i是一种人格偏向，更喜欢独处，关注自己内在的想法和感受）你怎样和不同的人保持联系？A：我刚开始与人建立联系的时候非常i。打电话之前，我可能会花费很长时间进行心理建设。比起先打电话，我更愿意先加微信和人聊天。因为我从来没有在电话里被拒绝之后还能力挽狂澜的经历，所以如果能在线下见到采访对象，尽量不要打电话。如果他在电话里拒绝你，他可能永远不会再接你的电话了，所以打电话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风险非常高、很难突破的一个方式。据我了解，很多同行都是i人，他们在工作和生活里的状态并不一样。一旦进入到工作状态，或者临近DDL（截止日期），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拿到信息。A：我跟你有一样的问题。特别是我刚才提到的“三顾茅庐”后，才啃下来的杨伯的故事，在文章中只略微提到了一点。当时稿子写到了1万5千字，但是编辑要求文章终稿呈现8000字左右。如果你对素材实在难以取舍，可以利用 ChatGPT进行删减。我记得ChatGPT给我的第一条意见就是必须把杨伯的故事进行删减，我就删减了。我觉得ChatGPT很好用，千万不要去排斥它。我也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ChatGPT没有办法取代你，它不可能写出很优质的稿子，但是它可以做你的小助手。A：我之前有过做记者的经历，但只是锚定在某一个领域。现在最大的好处是我可以自由地选择选题。可能过半年，我还会去换另一种状态。对于年轻的同学来说，我还是建议你们要先去上班，因为能从单位里的前辈身上和新闻实践中获得书本上学不到的新闻素养的训练，积累一些人脉之后，再出来做自由撰稿人可能会稍微顺利一点。Q：为什么你没有做纯文化评论而是尝试非虚构写作？
A：我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当过文化评论的实习生，但不太适合我。理论让我觉得有点枯燥。我现在会用故事代替理论去跟人聊天，形成这个思维后，写非虚构对我而言是比较正常的转变。在做电影评论的那段时间，我已经想做社会新闻记者。写影评时，我一直在评价别人的作品，没有自己的原创内容，于是我就去写剧本。我写过一个关于“传销”的剧本，剧本里的很多素材是我去扒了知乎的回答拼凑出来的。当时的老师认为这些故事没有任何的信息增量。我也给了一个在做调查记者的朋友看，他说，你一看就没有去卧底过传销组织，剧本完全没有说服力。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坐在这里写剧本了，应该深入到热腾腾的现场去看去听。*图片源自分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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